肺炎疫情过后农贸市场是否还有存在必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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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早期都是国有菜场,到改革开放以后农贸市场主要解决两个问题,一是城市的蔬菜供应,二是农民工进城的就业。这期间,政府把农贸市场作为居民区建设的配套措施,管理上是政府主导,统一规划、各自经营,相对投入是比较少的,也不是企业化或者集团化运作的模式。 ”永辉超市董秘张经仪说道。

  改革开放后,中国开始减少统购统销和限售的品种和数量,农贸市场和传统农副产品市场得以恢复和发展。彼时,钢棚市场凭借简易低廉的造价和遮风挡雨,可固定经营、每日不受天气影响稳定出摊等优势,迅速深入全国大小城镇。

  现有的大多数农贸市场,雏形可以回溯至1988年开始的国家“菜篮子工程”,这项民生工程的初衷是缓解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农副产品供应偏紧和物价上涨过快的矛盾。“这一时期,产、销地批发市场开始大规模外迁整合,实现集团化运作,农户——产、销地批发市场——农贸市场——消费者的农副产业流通模式,影响至今。”朱灿说。

  但随后,农贸市场成为城市化进程中“脏乱差”的代表,而在决策者眼中,小型化、连锁化、超市化被认为是更“高级”的城市副食供应业态,是一种企业行为。因而,21世纪初,加快建设超市、便利店、社区菜站的意见和清退农贸市场的决定,同时出现在决策者的案头。

  2000年左右,以福州模式为典型代表“农改超”在福州获得一些成功后,开始在全国范围落地。地方各级政府积极主导推动“农改超”,一方面是为了改善市容市貌,更重要的是政府希望以连锁企业的自我约束力,解决食品安全问题。

  “早期做‘农改超’的时候,大概有三种模式——一种模式是就地改造升级,把原农贸市场拆了重建超市;一种是在农贸市场周边建超市,通过市场竞争,让农贸市场自然退出;还有一种是直接新建超市,这三种比例基本上各占三分之一。”张经仪说道。

  “农改超”进入全国实际运作后,种种困难接踵而至。“上海有800多家农贸市场,我们和上海国盛集团合作近5年时间,也只改造了30多家。重庆改造的第一家农贸市场,当时有400多个小业主,前后大概做了两年的时间。”张经仪解释道,老的农贸市场物业条件差、规模小,改造的投资成本非常高。同等面积相比,“农改超”比新建生鲜超市成本要高出20%至30%。

  轰轰烈烈的“农改超”经历两年多运作进入调整期,同时国内学术圈在2003年对全国各地运动式开展“农改超”,表达了种种担忧,如:超市如何像农贸市场满足多样化的农产品需求;经营生鲜产品风险大,超市一旦遇到风险会不会放弃不经营鲜活产品而改做其他等等。

  转型标准化

  在引发各方争议之后,“农改超”在各地举步维艰,政策转向鼓励过渡式的“农加超”(农贸市场中增设超市),渐进改变农贸市场经营业态。

  2009年商务部、财政部联合下发《商务部、财政部关于实施标准化菜市场示范工程的通知》,标准化菜市场成为全国农贸市场转型的主要形态,迅速在全国铺开。

  由于种种制约因素的存在,农贸市场的发展显著落后于商超、社区菜场等新型业态,且生鲜电商的出现又替代了部分对农贸市场的需求,农贸市场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?

  数据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。2019年,中国生鲜零售额突破两万亿元规模,根据招商证券2019年4月《菜市场行业深度报告》数据,传统农贸市场依然是国内居民购买生鲜的主要渠道,占比约73%。超市渠道占比22%,为第二大渠道。目前生鲜消费被电商渠道分流的并不多,线上渠道占比约3%。

  这些遍布城乡解决着居民一日三餐的农贸市场,短期内难以被其他业态替代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的在亿元以上农贸市场的数量,2018年农贸市场数量总计为1664个,单经营某一类农产品的农贸市场数量就有853个,涉及到的市场摊位数达到469951个。

  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教授盛强,一直在追踪北京菜市场的变化。从2005年的博士论文开始,几乎每隔五年就对北京三环内的菜市场进行地毯式的调研。盛强最直观的感受是,菜市场实际的摊位数是在减少的,市场会自发进行一些调整,比如摊位合并增加经营面积,提升经营的环境档次等等。

  在他看来,无论政策导向如何,对于农贸市场的需求始终都会存在。“适合做菜市场还是超市,是由市场本身的客观规律决定的,从建筑和规划的角度来讲,还会再加上一个维度——位置,它所在的位置是什么级别的交通,比较适合做哪类业态”。

 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美国一些大城市也曾出现过菜市场“沙漠化”的现象——政府部门出台政策限制菜市场发展,城市菜市场大面积关停。后来一些地区的公共空间管理组织经过调研后决定,重新在城市的公共空间恢复设立菜市场。而瑞士伯尔尼联邦大厦前的广场,如果没有特别的选举活动,每周会有两次变身为自由市场,来自全国各地乃至邻邦的小贩们,在此摆摊搭棚买卖产品。

  对比国外的发展经验,马增俊认为,相比超市、社区菜店,农贸市场确实管理起来更加困难,但消费者对农贸市场的需求不容忽视。在他看来,首要解决的是规划问题,“由于地方各级政府对菜市场的认识不同,导致规划上不到位,需要根据社区的情况,确定农贸市场的合理密度”。

  在城市规划中,对城市公共设施的控制指标被称为“千人指标”,反映到菜市场上就是每千人能够配多少平方米的菜市场。这个指标在各地有所差异,例如北京市的菜市场配置标准为每千人配置50平方米菜市场,上海市的指标是每千人配置120平方米菜市场。

  指标用来判定空间分布的合理性,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论上成立的指标能否落地。“现有合理合法的商业用地往往位于街区边界的城市级道路沿线,这些位置在今天的城市经济格局下盈利潜力较高,而菜市场这种便民性商业则盈利较低,并不适合分布在这些区域。”盛强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根据当代的市场规律调整用地规划才是合理的途径,否则即便有指标控制,实施也有难度,强行实施造成的也是用地资源的浪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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